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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罗姓状元?
罗诱 (1100?-1160?) 海州人,刘豫伪齐阜昌四年(1133)癸丑科状元及第。《大金国志》卷三十一《齐国刘豫录》:阜昌四年二月,“是月,赐状元罗诱以下八十四人及第”。据此知罗诱为本科状元,但其人传记无名,事迹失考
罗伦(1431—1478),明代理学家、状元。字应魁,一字彝正,号一峰。吉安永丰(今属江西)人。家贫好学。成化二年进士第一,授翰林院修撰
都说迁都会动摇国本,为什么东吴的皇帝却热衷于迁都?
公元229年也就是黄龙元年,孙权在新都武昌称帝。他完成了孙家几代人没有完成的梦想,同时开创了中国在南方地区建立国家的一个创举。孙氏家族世代在吴地做官,在当地算是名门望族,一个家族的崛起往往就在那么几个关键的人物上,庆幸的是孙家恰恰出了几个当时的豪杰。父辈孙坚少时即英武果敢,后又屡立战功,积累了雄厚的资本,又生了两个好儿子,孙策号称江东小霸王,假如孙策不死,也没有孙权什么事了,孙权更不用说,史称东吴大帝。
东吴的皇帝为什么爱迁都,我看要分成几个阶段。
一、草创江东
汉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。北方的割据势力有曹操、袁绍、袁术等实力雄厚,柿子要挑软的捏。因此,投奔袁术的孙策开始全力向江东发展,在此期间不断的有人来投效,相继吞并了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庐江等地。
之后的孙权继续征伐南方的不臣势力,鉴于管理的地方越来越大,为了便于治理各地的民政和战争,公元208年孙权审时度势的将治所由吴郡迁徙到京城(今江苏镇江),这是孙权的第一次迁徙都城,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迁都,因为孙权还没有称帝。
第二次的迁徙都城是建业。秦始皇东巡会稽,看这儿的地形有王者之气,就下令掘断连岗,改名秣陵。谋士张紘认为这儿的地气并没有被破坏,仍然是帝业都城的好地方,于是向孙权建议。公元211年,孙权将治所迁徙到秣陵(今南京)。第二年筑石头城,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。
二、称帝迁都
孙权称帝的迟了一些,刘备自称汉室宗亲之后,称帝反而在前面,徒留一笑。那么为什么要在武昌称帝呢?因为这个时候孙权跟刘备互掐起来,相继发生了襄樊之战、夷陵之战,为了便于指挥对刘备军事集团的指挥战斗,所以第三次将都城迁徙到武昌。孙权称帝后与蜀汉化干戈为玉帛,又成了好兄弟好哥们,再待在这儿就不好意思了,有挑衅的意味,所以必须撤了;又因将士大臣皆是江东这一块的都思念家乡,江东父老也盼望着游子回来,同时武昌的经济又不发达,所以孙权下令迁都建业。有老百姓民谣为证:“宁饮建业水,不食武昌鱼;宁还建业死,不止武昌居”。
三、帝都永固
孙权死后,后续继位的孙亮、孙休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内部的权力纷争上,那顾得上考虑迁都了,只有末帝孙皓执意想迁都武昌,因有望气的人说荆州有王气会对建安宫不利,于是265年迁都武昌,结果遭到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。又因武昌在长江中游,物资由江东向荆州逆江运送不便,引发了民怨。隔年十二月。孙皓不得不再次还都建业。自此之后,南京开始崛起成为了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,有六朝古都”之称。
都城,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。一般来说,选择在哪里定都,需要纵横衡量评估各种因素才能加以确定。
明代陈建在《建都论》认为都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,即“夫建都之要,一形势险固、二漕运便利、三居中而应四方,必三者备,而后可以言建都。”
正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复杂,都城地点的选择历来都很费脑筋。
简单粗暴的,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烧掉咸阳,回到彭城定都,反复纠结的如朱元璋,先后选了南京、开封、凤阳,甚至还有长安,作为都城的候选地。
当然,还有那种随着势力范围逐步扩大而迁都的,比如北魏,崛起于北方,先是以平城作为都城,后来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统天下而迁都洛阳。
我们今天说的东吴,情况有点和北魏相似,都是因为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而适时变更都城的地点。
一、先后有四个城市成为东吴都城
1、吴县。即苏州,这里是秦汉吴郡治所,《吴书》中说孙坚家族一直居住在这里,“坚世仕吴,家于富春”。
东汉中平元年,即184年,黄巾之乱爆发,孙坚被征召入军,带领儿子孙策渡江跟随中郎将朱儁南征北战。初平三年,即192年4月,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作战时被暗箭射中身亡。
孙坚死后,时年17岁的孙策将其葬在曲阿(今江苏省丹阳市)后,举家迁到江都(今属江苏省扬州市)。
不久,孙策带兵渡江回到江东,先后夺取吴郡、会稽郡等地。此后,孙策被刺身亡后,孙权继位初期,依然以吴县为治所。
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说,“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、领会稽太守、屯吴”,从时间上来看,孙吴前后在吴县待了14年之久。
2、京口。
从上图可以看到,三国时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镇江一带,这里江面辽阔,宽达几十公里,浩浩瀚瀚蔚为壮观。
东汉末年,这里是吴郡的丹徒县。《元和郡县图志·江南道·润州》说,“本春秋吴之朱方邑。始皇改为丹徒,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,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,号曰京城。十六年迁都建业,以此为京口镇。”
可见,孙吴定都京口的时间是建安十四年,即公元209年,赤壁之战后一年。
3、建业。
建业即南京,古称金陵,东汉末年叫秣陵,东晋南朝改名建康。
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,孙权建都南京是听从了谋臣张纮和刘备的建议,其中张纮是从所谓的王者之气角度说的,称秣陵“地有其气,天之所命,宜为都邑”,刘备则是从军事角度加以建议,“宿于秣陵,周观地形,亦劝权都之。”
因此,孙权在京口仅仅2年便都秣陵,顺便将其改名建业。
建业者,建帝王之业也。这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都城所在。
4、武昌。
武昌古称为“鄂”,两汉期间,鄂县属于江夏郡。赤壁之战后,为刘琦所控制。公元215年,即建安二十年,刘备与孙权争夺长沙等三郡失利,孙吴实际控制了鄂县。
此后,吴国两次在此建都。
第一次是公元221年4月,刘备称帝于蜀,孙权自公安都鄂,改名武昌。
此后,一直到公元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,9月还都建业,但是仍然留下储君与重臣在此镇守,“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,掌武昌留事。”
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后,吴国末帝孙皓于公元265年9月迁都建业,当时有民谣唱道,“宁饮建业水,不食武昌鱼。”
次年12月因为建业局势不稳,被迫还都。
二、东吴皇帝为何热衷迁都
从吴——京口——建业——武昌,东吴之所以不停地迁都,是伴随着它的实力发展壮大而自然做出的选择。
早期孙吴政权实力弱小,偏处江东,只能在孙坚家族所在地,吴县。
公元208年爆发的赤壁之战,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步伐,魏蜀吴三国鼎立局势开始形成。
实力壮大的吴国,再僻处吴县已经无法及时应对天下大势,迁都京口、建业事所必然。
因为赤壁之战后,曹操虽然暂时退回北方,但并未放弃再次南下的企图。
不过由于刘备势力的崛起,曹操已然放弃从荆州南下的企图,而是打算改以扬州为主攻方向,即所谓“四越巢湖”,即经寿春、合肥至巢湖,再沿濡须水南入长江。
史载,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出征扬州,“秋七月,自涡入淮,出肥水,军合肥。”
此外,从地理形势上看,北方军队南下,长江下游有两处重要渡口,分别是采石渡和瓜州渡。
其中瓜州渡的对面正是京口,所以孙权若是继续屯兵于吴,已经不符合时局的要求。
在京口定都两年后,孙权发现了更好的地方,这就是秣陵(南京)。
和京口相比,这里有三大优势:
1、地势险要。“远近群山,环绕拱卫,郁葱巍焕,形胜天开”,《丹阳记》称“因山为城,因江为池”,所谓“钟山龙蟠,石头虎踞”。
2、治理水军。秦淮河水道宽阔,入江口有大型港湾,可以停泊大型舰队,也是孙权考虑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。
3、居中兼顾。曹军的进攻路线,除了水师由濡须口入江外,还可以经和县从采石矶渡江。所以在秣陵建都,既可以照顾到瓜洲渡,又可以及时对采石渡做出反应。
我们知道,三国鼎立的形成之战是赤壁之战,真正定型的则是爆发于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战。 公元221年7月,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,挥兵攻打东吴孙权。孙权求和不成后,决定一面向曹魏称臣,避免两线作战,一面任命陆逊率军应战。
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,最终于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。
由于长江的独特地理形势,自古以来,东南立国的政权都必须控制荆襄一带,才能偏安东南。
孙权夺回荆州后,考虑到上游“一旦有警,水道溯流二千里,不相赴及”,意思就是距离太远,来不及反应,做出了迁都武昌的决定。
三、从孙权到孙皓——吴国为何对武昌念念不忘
早在偷袭关羽的时候,孙权就将其军队主力调往湖北,应对可能的大战。公元221年4月,刘备称帝后,孙权将驻跸地从公安迁到鄂县,随后在此建都并改名武昌。
这是因为孙权夺取荆州后,势力范围再次急剧膨胀,“自西陵以至江都,五千七百里”,防守压力随之增大。
此时的东吴,不仅需要抗击三峡和襄阳方向的蜀国魏国军队,还要照顾到后方的安全,防止曹魏突然发兵南下。
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,顺理成章进入孙权的视野,这里建都屯兵既能兼顾东西两线战事,又能方便军队沿江调动。
事实的发展,也证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确,就在夷陵之战的次年,曹丕下令三道伐吴,其中“曹休、张辽出洞口,曹仁出濡须,曹真、夏侯尚围南郡”,结果孙权居中调度,应付阙如,成功击退了魏国气势汹汹的进攻。
不仅如此,武昌和建业一样,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,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军队(武昌有樊川,建业有夹江),此外,建业有前湖、玄武湖、清凉山,武昌有洋兰湖、三山湖和梁子湖、西山。
从外围来看,还有虎林、夏口、沔口、邾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予以护卫。
武昌还富有铜铁等矿藏,可以铸造兵器、钱币等。陶弘景《刀剑录》记载,黄武四年,即公元225年,孙权迁都武汉第三年,采武昌山铜铁,作千口剑万口刀,各三尺九寸,刀头方。
公元229年,考虑到蜀吴重修和约,东吴已经无法再向长江上游发展,同时迫于广陵方向面临曹魏空前军事压力,孙权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重心,再次迁都回到建业。
不过因为有着以上诸多优越的因素,武昌在吴国的战略地位始终未曾下降,如229年开始,孙权便以重臣陆逊镇守武昌,直到245年去世,武昌始终是吴国首屈一指的重镇。
可惜的是孙皓看到武昌处于长江上有的重要性,却因为种种因素制约未能迁都成功。
不仅如此,他对荆州防务作出的种种变更导致兵不足用,将非其才,“我上流诸军,无有戒备,名将皆死,幼少当任,恐边江诸城,尽莫能御也。”
丹阳太守沈莹的预言最终成真,最终西晋伐吴的时候,几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,“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、南阳刘乔与王浚将兵攻武昌,吴江夏太守刘朗、督武昌诸军虞昺降。”
小奔说:
当初孙权初见鲁肃的时候,后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,第一是鼎足江东,以观天下之衅;第二步是剿除黄祖,进伐刘表;第三步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。
周瑜在赤壁之战后,提出“乞与奋威俱进取蜀,得蜀而并张鲁,因留奋威固守其地,好与马超结援。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,北方可图也。”
可见,无论是鲁肃还是周瑜,都敏锐地看出来立国东南只能偏安,要想进取中原,必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,扫除刘表、刘璋所在的荆州、益州,与北方形成对立,继而才可进取中原。
后来孙吴的迁都其实也正体现这样一个思路,吴——京口——建业——武昌。
可惜的是,孙权死后,东吴陷入内乱(诸葛恪辅佐孙亮时,曾打算迁都回武昌,但没有成行,自己就被人干掉了),最终不能守住荆州,被西晋数路并攻最终亡国,所谓“王浚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”,从哪里来还打回哪里去。
唏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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